27
2015
12

夜未央中世纪的土地、身份及自由——日耳曼古法谚解读(上)-天下borderless

中世纪的土地、身份及自由——日耳曼古法谚解读(上)-天下borderless
一引言
关于尘封的中世纪生活的真实面目,学界历来歧见纷呈,宛如摆荡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钟摆简方达。但无论如何,各方都比较认同中世纪基本上是个神权社会这种观点。基督的光环笼罩着中世纪的西欧,夺目的光芒使得很多人无法睁眼看到比这更多的东西;灵魂的救赎仿佛成了中世纪人最高的价值追求。“它的确意味着当我们选择创作、艺术、法律、历史编纂学或任何其他中世纪的精神活动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决不能把某一具体的领域从更为广泛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孤立出来,因为只有在我们所谓的中世纪文化这一整体结构中,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其具体的组成部分。神学是中世纪人们社会行为的最高原则,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总的符号体系,来认识自己。只有根据这个符号体系,封建社会的成员才能理解他们自己,才能认为他们所生存的世界是个既有动因也能被理解的世界。”但救赎灵魂并非生活的全部,现世的生活毕竟不能完全抹去;基督信仰虽高高在上但却也不能完全取代社会各阶层中保留的其他形式的社会意识。因此,就像杜比反复强调的那样:
研究社会的历史学家必须详细地考察任何强加于集体心智的社会分类体系。社会行为是直接为这种观念体系统治着,因为人民正是通过它们才领悟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
细究由基督教神学提供的总体性结构lf2火影,可以认为中世纪文化是基督教、希腊—罗马以及日耳曼蛮族社会三股传统融合的产物斛律恒伽。其中尤其不能忽略欧洲从古代到中世纪的过渡是由日耳曼人主导完成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蛮族社会开始分享基督信仰和希腊—罗马文明,但是他们观察世界的传统方式并没有被强迫取消。入主西欧之后,在基督教的神光沐浴之下,日耳曼蛮族的传统文化对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早期——的社会生活发挥着不可或缺、甚至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三股传统并未因为起源迥异、各具特质相互消解,却呈现出不断融合的态势;这提示我们三股传统在根底上也许具备某种同质性,正是这种同质性构成了相互融合的基迪妮莎础,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锻造出了中古和近代的欧洲。

作为中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唯一合法信仰,基督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它提供了各个不同领域不可分割性的解释原则。而基督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对圣经律法传统的信仰,因此,我们看到以十诫为代表的圣经律法在中世纪衍生出众多的伦理和法律规范。根据《圣经》记载,摩西在西奈山上与神立约,宣布“摩西十诫”宋培伦,借神的权威强调人们共同生活必须遵守的规则,神的宗教权威帮助定居迦南的以色列人建立了一个以祭司集团为首的神权国家。这些祭司以讲授上帝的启示的方式,将社会中遵行的习俗、伦理观念总结为治理社会的宗教律法,并编辑成书,即《旧约全书》。基督教虽脱离犹太教的狭隘性,但是仍承袭了《旧约》的律法传统。这种对律法的信仰,与从日耳曼古代传统中演化出来的封建制度中体现的契约精神以及对法律的尊崇传统是高度契合的。在接受基督教之前,日耳曼部落就已经把法律视为建立人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总的纽带;而且法律的实际效力不只是取决于外在的强制因素以及惩罚方式,而更重要的是,法律被赋予了道德和宗教的内容,体现着内在的强制性。同时,在日耳曼人的观念中,部落国王的王权与天上的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国王的威望和权力都来源于神的授予,国王不是神,而是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神的存在,他在神的权威之下,臣服于神,为神服务。这与基督教神父们宣传的上帝王国的思想十分接近。后来,墨洛温和卡洛琳两朝先后皈依基督教并受教会加冕礼,以赋予其王权以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由此,《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中的契约传统——被上帝选中的大卫在希伯来当着上帝的面与以色列的长老们立约,后者为大卫涂油膏作为一种加冕礼宣布其为以色列的国王,以表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也渗透到日耳曼传统中。在今后的封建社会中,即便国王所获得的王位是通过继承权而来,其依然要与他的臣民订立契约,受契约约束。在这种混合传统的作用下,
中世纪人类活动的所有形式都服从惯例和规章,任何违背惯例和规章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中世纪社会的传统主义及其对宗教的依赖,作为强大的法规性因素,制约着个人的社会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法规就取得了社会关系的无所不包的总调节者的重要地位;法律被视为整个社会的根本的结构因素。……一切社会范畴首先都是法律范畴,如果每个人或群体的地位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同和确定,那么中世纪人绝对不会承认这个个人或群体实际上所拥有的地位和身份。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世纪是立基于法律之上的社会;因此,中世纪的法律是理解中世纪自身的一把关键钥匙。而从思想史层面来看待中世纪法律发展的整个历程,我们可以说:“自由一方面是历史进程的解释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的道德理想。”之前的梅因也以“迄今为止,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一名言表达过同样的洞见。基于此种认知,本文试图从一组中世纪欧洲广为流传的日耳曼谚语所型构的图景中窥探自由在中世纪成长的历程。因为中世纪的法律一开始就被定为“神圣的法律”,这些法律不是“制定”的,而是“被发现的”。于是法律就没有了主客观的区别,也不存在自然法和现行法之差别。法律和公正的观念都源自对上帝公平正直的信仰。法律由民族祖先从古老的世界带来,流传在古老的口头传说中,存在于智者的记忆里,口口相传,代代相袭。自然,妇孺皆知的谚语如果不能契合并反映那一时代普遍的道德信仰与行为规范体系,就不可能广为流传。这些民谚就像地震仪,能够灵敏地记录每个时代心灵变化的痕迹,借助这些痕迹我们或许能够重现中世纪社会对法律与自由等范畴的理解。当然,这种重现必然是粗线条的素描,而不可能是巨细无遗的工笔画。就像画家一样,当其发现其将要摹写的场景过于五彩斑斓,那么他会满足于绘出该景致的主色调。
二“没有无土地的领主,也没有无领主的土地”
对于中世纪的自由与财产权的关系,阿克顿勋爵曾写道:“中世纪自由权概念异于近代自由权的在于这一点:它是以财产为依据的。”梅特兰表达了相同的意见,说:“在中世纪时代,自由权和财产权,是密切地联系着的观念。”不仅如此,中世纪国家是一个松散的领土集合体,它的“财产权和主权到处相互转化”。也就是说中世纪财产权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主权概念,土地财产权是行使主权的前提;这种财产权的内涵与外延迥异于现代已经完全私法化了的财产权概念。在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中,财产和权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社会地位不是与人本身,而更多的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使领主成为领主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占有土地,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公共职能;大地产实际上就是权力(土地所有者统治着土地和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附庸),同时权力又使财产权得到保证(拥有政治、法律和军事特权,就意味着把能够行使这些特权的地域变成了行使这些特权的个人的个人私有财产)。同样的道理,使一个农民成为农奴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他占有的采地的性质和居住的土地的性质。
这种现象是由于西欧进入中世纪的特殊道路所造成的。日耳曼人的大规模入侵倾覆了西罗马帝国,但日耳曼人尚未发展出一套非人格性的官僚行政管理体系来重建西欧社会。入侵前夕,日耳曼原始社会结构处在缓慢的解体进程中,但日耳曼人尚武的风尚顽强地保留下来,“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张依伊,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家务、农耕等一切生计都由妇女和老弱掌管,最勇敢善战的武士专事征伐。战争中个别人依靠自己本身,即依靠自己的力量、勇气和机智而变得更为强大。“君主”出现了,并跃居为首领;在他们周围聚集了由战士组成的“扈从”,形成了日耳曼社会结构中一个较为固定的军事集团。这就产生了与最早的原始农民不同类型的流浪“英雄”,即渴求业绩和个人光荣的勇士,而氏族、宗教崇拜和远古未开化的原始部落因其狭窄和束缚不再可能给他们提供发挥作用的舞台。不过,这种扈从制从一开始就涉及经济关系,就主人而言纪元1701,他不只是为权力野心所驱使,而且还时常试图通过对扈从的权力的行使控制财产;就扈从而言,他们也希望跟随主人去掠夺财富,和平时能得到主人给予的生计帮助。

在民族大迁徙中,这种扈从制度逐步成为持久的阶级划分的核心,并将原始社会结构中的强制性权力制度化了。因为“在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和帝国建立终结时期(375~568年),很少有整个部族迁出阿旗绿源网。某些部族的部分人联合组成军队;部落会议(Thing)变成军队会议(populus=在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共同参与决策的‘武装平民’)”。这时,原来的宗教崇拜联盟和氏族部落组织失去了它们共同的道德——精神的权威。扈从作为一个跨越亲属共同体的精英群体,取代了传统的血缘上的忠诚义务束缚,构成了与由亲属关系统治的社会制度的关键性断裂;扈从制度成为部落制向封建制逐渐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最初步骤:个人之间的忠诚和人身依附取代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方式。
日耳曼人入主西欧之后,扈从制度成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和国家构建的手段。在动荡的墨洛温时代,扈从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国家和家族均不再能够提供有力的保护。乡村共同体的力量仅能勉强维持自己内部的秩序,而城镇共同体几乎还不存在。孱弱不堪的人们到处都感到需要接受势力更强大者的庇护;而有势力的人除非以说服方式或强迫手段获得其依附者的支持,也不能保持其威望或财产,甚至不能保证其自身的安全。……弱小和强大的概念总是相对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同一人一身兼二任:他既是更强大之人的依附者,同时又是更弱小之人的保护者。于是,一种脉络纵横交错地贯穿于社会各阶层的庞大的人际关系体系开始形成。”在这个基本安全成为最急迫需要的时代,扈从制对于扈从关系双方除了以前延续下来的传统意义外,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内涵,其适用范围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不仅逐渐取代普遍兵役制而成为一种基本的军事的组织原则,而且还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方式;这样,以扈从制为基础形成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的上层部分。
基于扈从制而形成的封建制度带有浓厚的法律色彩。这是因为封建制度从根源上是来自封君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契约的存续取决于契约缔结双方的人格要素的存续以及相互之间的忠诚。而且这种契约是以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严格仪式(“委身制”与土地占有权封授)为要件“忠与庇护的关系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共同服从法规习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双方起约束作用的忠诚是针对双方对法律的忠诚而言的。当双方宣誓效忠的时候,并不只是表明双方之间相互忠诚,而是忠诚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感到有必要服从的那个更高的原则”。通过遵从日耳曼习惯法,封建契约成为领主和扈从之间的法律,进而在社会中被承认为双方的权利义务:领主通过提供安全保护以及保证扈从对封地的占有而获得了扈从的效忠义务,反之亦然。显然,这种效忠是有条件的,不是单纯的服从。如果领主不能提供保护,则扈从便可以解除对领主的效忠。因此,即便是对于国王而言,法律也没有成为表达君主独断意志的工具。特别是在基督教观念的统摄下,世俗法律被理解为神圣法律的体现,它和正义不可分割,它和“共同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健全的自然理智的秩序。这样,中世纪封建君主或领主的权利始终不能超越法律的限制。
在中世纪的法律实践中,我们可以找到法律和正义是至高无上的这一原则以及法律和正义是独立于君主制而存在的原则。例如,在英国,尽管法庭为政府服务,但是法庭对君主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而且从未降低到只是作为表达国王意愿的工具。如果成文法和习惯法与国王的意愿产生了矛盾,那么法庭将站在法律一边。这一原则构成了对违反并触犯了本国习俗的国王进行封建式起诉的基础。众所周知,大宪章就是英国的贵族和骑士对国王进行这种封建式起诉的产物,他们把自己的主动行为看作是完全合法的权力,这个权利是从英国法律的基本精神中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来的。大宪章设置了一个由二十五个贵族组成的委员会,他们的任务不仅要限制国王的权力,而且,如果国王食言的话,可以用武力遏制他,这可能会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一定的危险,但它与法律的精神实质并没有矛盾,也不否认国王与其近臣之间的融洽关系。在中世纪人看来,在合法反叛这个概念中,不存在任何荒谬和自相矛盾之处。
以土地为基础、借助无数个封建契约,中世纪社会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错综复杂的封建体系:一个领主对其扈从而言是领主;但对其更上层的领主而言,他又是扈从。这种依附性的、与特定义务相联系的土地使用权链条,以国王为最高点,层层叠叠一直贯穿到最底层的扈从。在这个由层次繁杂到难以想象的封建契约构成的封闭等级体系中,领主们和扈从们享受着一种相对的、由习惯法和契约予以保障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土地权利基础上的,没有土地也就无法获得自由;道理很简单,土地是付出效忠的条件,同时也是获得别人效忠的条件。这成为那些渴望荣誉与权力的日耳曼武士集团疯狂攫取土地的动因;这种对土地的渴求撬动了整个古代世界。特别是到了成熟的封建制体系,拥有了土地也就意味着拥有了司法权、征税权、豁免权、政治参与权等一系列的特权。没有土地而被称为领主,这是绝无可能的。是为“没有无土地的领主”。

当整个征服过程逐渐完成时,这些人成为了军功贵族,几乎完全排挤了原先部落中的血统贵族,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主宰,而且这种主导地位得到法律的明确承认与保护。到了12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有确定法律身份和特权的各个等级的贵族,贵族具有了一种制度化的形态。马克·布洛赫简练地概括了作为贵族必备的两个条件,即他必须拥有确证其优越性和社会特权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身份;另外这种身份必须是世袭的。在这种社会体系中,“一个人价值的大小主要不是取决于他财产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他被赋予的权力的大小。最贫穷的骑士也比最富有的自由民的社会地位高。钱,甚至所占有的土地财产本身都不能使人们获得官方的承认,都不能获得特权。要么出身高贵,要么接受过皇帝的恩赐,才能被划入贵族阶层,享有全权。出身高贵和享有全部法律权限——是判断人们是否属于社会统治阶层成员的标准。通常情况下,财富与这些标准有关,但是财富本身并不能说明其所有者是贵族。封建社会是一个按法律定等级的社会……在封建社会,法律把社会结构高度程式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指出了等级制的特点:“在等级中……例如,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们其他的生活条件如何;这是一种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中世纪早期,贵族身份主要是获得性的,即军功贵族,领地及采邑的大量存在便是明证。后来,随着诺曼人、马扎尔人以及阿拉伯人入侵的结束,加上封建制度本身的发展太阳不落山,贵族身份变成可以继承,又成为一种血统贵族;当然,这种贵族身份的继承并不能自动发生,必须由领主同意,并举行骑士受封仪式,方能完成继承。慢慢地挑战者姚明,贵族阶层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集团,特定的领主权利只在这个集团内部进行分配和某种移转(例如通过继承),作为这种权利物质基础的土地受到严格控制,不得自由流通,而且不具备贵族身份的人即便拥有了土地也不能分享这些权利。这就基本阻绝了下层社会向上升腾的道路,使得其他等级的个人奋斗与努力显得很绝望,因为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可能无法企及宝贵的自由。故而,封建土地制度的关键不在于封建土地所有权是否受到限制,即不能用“部分所有”来概括这种特殊法权制度的特征;毋宁说封建土地所有权总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总是具有特定的人的特点。“对封建领主来说,土地的意义不只是表明归他所有,更重要的是,这是他家乡的土壤,里面包含着本地区的历史、习俗、信仰和偏见”。这使得封建土地总是伴随着一个封建领主的名称。是为“没有无领主的土地”。
三“领主的附庸的附庸不是领主的附庸”(The man’s man is not the lord’s man)——权威的裂解与自由的萌生
封建社会是建立在依附契约之上,即建立在支配与服从的基础之上,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领主,因此,中世纪社会中的任何人在一切方面都不是自由的。在这个体系中,其组织框架主要由采邑分封构建,层层分封形成等级,从国王到最低级的采邑保有者之间,产生大量的间接权力关系,首尾相衔,环环相扣,犹如铰链流鬼国。不过,由于采邑分封并不是从国王直接一分到底,附庸只是从上一级领主手中直接领得采邑立湿宁,因此,他主要对直接领主负责,听候直接领主调遣,而对领主的领主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和义务,与此相应,领主对附庸的附庸通常也没有越级驱使的权力。整个封建社会带有一种固有的权威裂解机制,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无法形成统一的威权体制。王令不出朝门,封建主义政治机制只是建立在各级领主与附庸个人之间由契约约定的很不稳固的行为规范基础之上。这套规范,本质上是属于私法范畴内的东西钱江龙,故有学者称:“在封建国家里,私法取代了公法的地位”。对此威尔斯作了这样的补充:“更确切地说是公法沦丧并消失了,而私法则来填补了这个真空;公共责任变成了私下的义务。”一个附庸对其领主而言,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但对于其他领主而言,则并不存在任何服从关系;也就是说他的依附是人格性的别动我的抽屉,只对某个特定主体而言;对其他领主或某一特定等级并不存在普遍依附关系——对除其直接领主之外的其他人而言,他是自由的。在这里,依附与自由呈现出一种奇妙的混合。
中世纪的自由概念在内容上同样也还有不少矛盾和特异之处。中世纪“自由”的含义与古代和当代的自由的含义都有很大的差别。它不只是奴役和依附的反义词。在中世纪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独立的。农民从属于他的主人,甚至封建主也是比他大的封建主的附庸。土地所有者是他的土地的主人,但是他要服从于封给他这块地的人,并为其服务。封建领主的权利与附庸应尽的义务的结合,是封建社会各个阶层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居于最高地位的君主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君主也是一个附庸,他对皇帝和教皇宣誓效忠,或者说他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附庸。在这个社会中占有完全的、最终的统治权是不可设想的。封建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依附于某个人,尽管有时依附是有名无实的。可是,中世纪社会中位于显赫阶层的人们都把自己看作是法律上的自由人。因此,自由不可以被解释为依附的反义词;自由和依附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诸如“自由地依附”、“自由地服从”等概念,的确是有实际意义的。就如同自由不排除依附一样,依附概念也不意味着丧失全部权力。
实际上,在中世纪社会,一个人可以同时成为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其自由程度和依附程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人们所规定的任何一种自由的定义都不能普遍适用童双春。自由和依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人的自由程度取决于他依照契约和习惯所拥有的权利的性质。这是中世纪社会的一个特征。
在这一方面,出身低贱的隶农、贱农等人群同骑士、领主等出身高贵的人之间的区别是:前者无权选择自己的处境或行为,他们的处境和行为是由他们的出身和血统决定的;然而后者可以选择成为一名骑士,成为某个大领主的附庸,但他必须向这个大领主宣誓效忠,自愿承担某些具体的责任,包括遵守骑士准则的全部礼节法规和仪式行为。
在这个自由意志的行使过程中,贵族都自觉地承认法律,就好像牧师自觉自愿地在自己良心的驱使下,争取尽职一样。自由人根据自己的意志生活,并为自己确定行为界限,而非自由人士根据他人的意志生活,他要服从的不是法律而是他人的意志。特权、自由、依附和奴役的等级差别同时也是服务的等级差别。附庸给领主提供的服务中包含着类似于基督教对上帝的服务中所包含的维护道德约束力和弘扬道德价值的意义。
这样一来,在法兰克王国早期的君臣关系中,与君王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了臣民政治权利的大小,即在依附性关系中产生政治权利:在法律上、人身上不自由的封臣因为对君主的服从或提供军事服役获得了附带各种权利(力)的土地叶欣的资料,依附越紧密,所获得的对封土的统治权力也就大。“男爵”(baron)一词借自日耳曼语,它首先从其本意“人”转为“附庸”:他向领主宣誓效忠时,承认自己是领主的“人”。随后产生了一种习惯,用这个词来特指大首领属下的主要附庸。在这一意义上,他所表达的只是在同一群体中较之其他宣誓效忠的扈从所具有的相对优越的地位而已。首先是国王的家臣和亲兵,他们都受国王支配,没有人身自由;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更能得到国王的信任,被委以重任,并且得到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各种权利作为报酬,如司法权、征税权,甚至军事权。相反,在法律上自由的人,尤其是自由农民,反而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并随着时代的变迁沦为依附的农奴。通过封建契约,原来由罗马帝国建立的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被采邑化和领地化:公国和侯国取代了罗马帝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公爵、伯爵以及其他受封者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官吏,履行着因为获得采邑而必须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望星空歌词,采邑也保证他们享有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公共权力,社会的公共权力转变为个人的权利陈公弼传 。公元614年,墨洛温王朝颁布的法令明确规定:“不允许任何一个法官从一个省调任到另一个省,如果他有了过失,必须用他自己的私有家产为他造成的后果进行补偿”。由此可见,领主与其封地是不可分离的,封地已经变成他的私有权利;他负有必须履行的义务,但也因为负有义务而受有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义务也因此转换为了一种权利。
在法兰克王国以后的历史中,整个社会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逐渐形成一个从最底层的农民阶层拾级而上直到君王的庞大依附体系,每个人依附于比他更高的人。但是,在这个依附体系的上层和下层,各自的法律地位却是截然不同的。区别的关键在于:上层的贵族或骑士提供的是军役——这是直到中世纪盛期整个西欧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无论对其上的领主还是其下的农民来说皆是如此;而农民所能提供的只是劳动。如果骑士不再能够提供军事服役,那么他们将被认为是违反附庸契约而招致丧失贵族身份的处罚。欧洲一些国家还颁布法律,禁止贵族从事被视为不高尚的经济活动,并依法对违抗者取消贵族身份。法国在1295年便颁布过这种禁令,进而在1407年宣布农耕为堕落职业;到1500年时,在法国被认为是堕落的职业不仅有贸易和制造业,而且扩大到农耕和宗教职业。从事这些为禁令所禁止的职业者将被停止贵族身份。这些都是为了保证作为封建制度重要基础的军事义务能够切实得到履行。

极而言之,即便骑士违反了依附契约或禁令,但由于其贵族身份,领主也不能因为骑士在人身上依附于他而自行处置他。而只能按照日耳曼人古老的习俗、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原则:一名被指控的附庸,有权获得与他地位相等的人的裁判,附庸最珍视的特权之一,是在领主法庭上接受领主的其他附庸审判的权利。附庸之下的共同纽带关系有利于平等关系的发展,因此,“贵族”决定“贵族”的命运。这些与他地位相等的人往往是他平日共同战斗和生活的伙伴,有这些人参与的审判,有利于维护受审判者的合法权益。正如伯尔曼所说:“处于封建法之下的骑士阶层,可以要求一种基本的法律平等,使他们在封建等级制度中,与所有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更高者相平等”。即依靠军事团体的集体力量维护自己的权利与自由,所以布罗代尔说:“中世纪的自由一般是指团体的自由,实际上指的是保护这一集团或那一集团,这一利益或那一利益的公民权或特权”。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关系的实践中,人的自由并没有由于依附于人而被否定。但是,金熙秀封建社会的“自由”概念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概念,与我们现在对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对自由的理解,往往是将某人从群体中剥离出来,仅因其本身就将其视为独立自由的个体,就像一个原子。实际上,在中世纪,夜未央一个人的权利并不是指他的个人权利。如果有人想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他必须成为合作群体或共同体的一员,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从共同体或合作群体中获得自己的权利;共同体的作用是维护这些权利免遭侵犯或抹煞。如果他脱离社会群体,那么他就不再是社会成员;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不能得到任何人的保护,一点权利也没有。
只要你是某个社会群体中的一员,那么你不仅可以从群体中获得法律权利李宛书,而且可以在群体中发挥你的职业技能,表现你的思想品德。实质上,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工作能力、思想意识,代表的不是他自己的个性,而是他所属的那个群体的特性。封建社会是一个把社会角色明确化、具体化的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角色是根据该社会的习俗和法律进行分配和确定的。每一个人都以最紧密的方式与自己的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人只有扮演自己的角色,才能使用这个角色所赋予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人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的。不仅个人权利属于集体,而且个人的内在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从属于集体。中世纪人或是骑士,或是牧师,或是农民,——而不是像骑士、牧师或农民那样做人。中世纪的社会分层被中世纪人视为上帝安排好的事物的天然秩序。
从现代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观点来看,中世纪的群体和个体的关系状态将会导致个体个性的发展受到阻碍,很大程度上讲,集体决定了个体。但在中世纪——至少在一定时期之前——这种个体观念并没有被视为压制因素,而是被视为当然的形式;只有以这种形式,个人的能力才能得到发展。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领域范围内,享有较大程度的自由,因而能够在日常活动和感情生活中表现自己。一般来说,个体从属于群体,就个体而言,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负担,相反,他的自由依赖所属集体的力量的保护,他在集体的归属感中得到满足,并逐渐增强了自信心和主体意识。由此可见,中世纪人的自由观念中缺乏现代人已获得的那种普遍化的——因而也是抽象化的——特征。中世纪的自由是一种具体化了的自由,它先是依据封建契约,后来是在总的社会秩序中扮演着分配给他的角色;社会角色是确定自由的主要依据,而法律是整个社会存在的主要调节者。
?本文载肖厚国主编:《民法哲学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已获得授权。
? 推文因篇幅所限略去脚注。

推荐阅读
黄宗智 | 道德在法律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於兴中 | 实现“法治国家”,先实现“诚实社会”
董磊明 | 貌合神离的乡村社会
陈瑞华 | 什么才是学术研究中真正的“问题意识”
经典阅读仍是重要之事
天下,在乎正义和你
« 上一篇 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