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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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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杀毒软件中医药在数千年不断地文化传承和创新中发展(八)-北京天缘大道

中医药在数千年不断地文化传承和创新中发展(八)-北京天缘大道
中医药在数千年不断地文化传承和创新中发展(八)
以强大的综合素质矗立在变革之中
民国时期有四位名医享誉中国,他们就是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不但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还以变革者的思维,睿智的经济和政治统领能力,为中华文化复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们的中青年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处于帝国主义殖民思维最猖獗的时代,也是中国最贫弱的时代,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时期,而他们的中老年时期又逢新中国的成立,如何使中华文化复兴需要睿智的努力。他们以其强大的中华文化的综合素质,在那个历史阶段,为后来人中华复兴的创意思维树立了榜样。
京城四大名医是近代以来在中医界里很有综合素质的中医,既有精湛的医术,又有影响政治名人推动中医文化建设和中医事业发展的能力。从《京城四大名医》(徐怀谦、李四平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的书里披露了许多他们的事迹,他们是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我们的时代是中华复兴的时代,很需要他们这样具有综合素质的人。因为作为中医和中国式养生群体已经涵盖了中国近三亿人口,他们的消费人群达中国人口的85%,他们早就不是弱势群体了,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们的综合素质的大幅提高,他们不但有医学素质,而且他们中有大量拥有成熟政治素质的企业家。
京华名医之首萧龙友
1、为袁世凯、孙中山诊病,声名大振
萧龙友治病素以诊断高明而为人所敬重。在医疗上他既全力以赴,又从不吹嘘。能治者则治,不能治者绝不包揽。他曾为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段祺瑞、吴佩孚等名流看过病,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诊治。
1926年3月,梁启超本人因便血腰痛到协和医院诊治,经过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患结核,需手术切除。那时梁启超与萧龙友已相交甚笃,经常往来,为了慎重起见,特请萧先生复诊。萧龙友为梁启超切脉后,断然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肾脏绝无大病!”力劝梁启超切勿草率从事,并为梁启超对症下药,处方诊治。

萧龙友登门诊断两次后,便改为由谢国桢用详细信函告梁的病情,用通信的方式互相联系,然后由先生处方对症下药。服用先生开的中药后,梁启超觉得神清体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反复,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是梁先生没有停止读书治学的活动。
当谢国桢将梁先生的实况函告萧龙友后,萧龙友便复函谢国桢说,梁先生的病要想治好并不难,但不能光靠药力,俗话说“三分病七分养”。要想彻底恢复健康,前提是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读书治学当然是在必禁之列,否则即便是扁鹊再生,华佗降世,也是无能为力的。
萧龙友复函后卡拉肖克·潘,满以为学富五车的梁启超能听其劝告,放下书本,配合治疗。没想到,当谢国桢将其意告梁启超时,梁先生竟然不但不采纳大夫的意见倾城太子妃,竟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恒述法师。”萧龙友从谢国桢处听到此话后,既佩服梁先生治学的执著,同时也深为先生的病情叹息,深感自己已无可奈何。


时过不久,梁启超病情果然恶化蓝金灵,立刻送到协和医院准备手术。住院后,梁启超饱受病痛的折磨,常常无法忍受,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在给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国内杀毒软件,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篡命铜钱,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弄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萎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和医院匆匆为梁启超实施了手术,手术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刘瑞恒判断失误,竟将健康的肾脏切去,而留下了病肾,这是导致梁启超壮年逝世的直接原因。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这位信奉应像战死沙场上的战士一样的大学者,在京与世长辞。对于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一直守口如瓶,严格保密,后来为了遮人耳目,将事故负责人刘瑞恒调离医院,改任为卫生部部长。直到几十年后,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这一病例,至此梁启超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

2、主要学术思想和辨证论治
萧龙友生前曾将一部《医方类聚》赠送给北京中医学院,字里行间加批加议,写得密密麻麻,这充分说明一个好医生,一定要勤求古训,下一番苦功夫才行。
萧龙友很重视“标本”,诊病医案上常有“法当标本兼治”、“仍当从本治”的意见。他曾说过,“治病必求其本”是根本的,根本就是气化阴阳。
在临床上萧龙友重视辨证论治,主张四诊和参。他在新刻《三指禅》序中曾云:“中医治病以望闻问切为四要诀。望者,察病人之色也;闻者,听病人之声也;问者,究病人致病之因也;三者既得,然后以脉定之,故曰切。切者,合也。诊其脉之浮沉迟数,合于所望、所闻、所问之病情否?如其合也,则从证从脉两无疑义,以之立方选药,未有不丝丝入扣者。否则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临时斟酌,煞费匠心矣。”他尤其反对以切脉故弄玄虚者。他曾说:“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而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期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

在四诊当中,他又认为问诊最为重要。他说:“余于医道并无发明,仍用四诊之法以治群病,无论男妇老幼皆然,至眼如何望,耳鼻如何闻,指如何切,依据病情结合理性、感性而作判断。辨人肉之色,闻人口鼻之气与声,切人左右手之脉,以别其异同。但次三项皆属于医之一方面,惟问乃能关于病人,故余诊病,问最留意。反复询问,每能使病者尽吐其情。盖五方之风气不同,天之寒暑湿燥补丁,地之肥瘠高下燥湿有别,禀赋强弱习惯各殊,而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各人一状。
例如南方人初来北方一时水土不服,倘若患病仍当照南方治法,胃部方能受而转输各脏腑而不至有害。北人移到南方者治亦然。但病同状异者多,自非仍详问,不能得其治病之由。而于妇女幼孩之病,尤加慎焉。故有二、三次方即可愈者,亦有用膏、丹、丸、散常服而愈者,误治尚少。”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望、闻、问、切这四诊之法永远不会过时,诊病时要特别留意反复询问病人,因为一个人的病情与生长地域、天气、体质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只有问清楚了玄天邪尊,才能对症下药。

他对于治老人病尝作譬喻云:“衣料之质地原坚,借用之太久,虽用者加倍爱护,终以久经风日,饱经雪霜天女目瑛,其脆朽必然。而忘其穿着之太久,乃以碱水浸之,未有不立时破碎者。若仔细周密,以清水小掇轻浣,宿垢虽不必尽去,但晒干之后,能使人有出新之感。由此可更使其寿命增长,其质地非惟无损,且益加坚。”他这番比喻,简明地说透了治老人病的要领。故在临床上每遇到老人病,多不加攻伐,避免汗出吐下,而以调理清养为主,立法处方,则往往使用一、二鲜品,是取其有生发之气的原理。
萧龙友临症时立法处方准确灵活,知常知变。他调理虚症,多采用育阴培本治法,然亦则其可育可培者施之。他说:“欲投育阴培本之剂,必先观其条件如何,设病宜投而有一、二证象不便投,又必须先除其障碍,或为其创造条件,或果是不我与,则于育阴培本之中,酌加芳香化中之药,如陈皮、郁金、枳壳、沉香、焦曲、鸡内金等。”
萧龙友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重五志七情,故处方中多加入合欢花、橘络等。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其忧思过甚者,则投香附;其善恐易惊者,则又使用镇定之剂,如磁石、茯神等。
萧龙友治虚损时,治痨除着眼于肺肾外,更重于脾。他说:“得谷者昌,若致土败,虽卢扁复生,亦难为力矣。”故补脾则党参、白术、山药、莲肉,运中则扁豆、苡仁雪之梦简谱,谷麦芽。其中须酸甘益胃者则投石斛、麦冬、金樱子等等。

萧龙友一般组方的主张是辨病立方,辨证施药。他说辨清病以后,立法选方是针对其病,而方中药物的加减则是针对具体的病候。正如徐灵胎所说,辨病立方而无加减是“有方而无药”;堆砌药物,合而成方,全无方法主次,是“有药无方”。
萧龙友治病各种剂型都用,不限于煎剂。如外伤瘀血,常用《良方集腋》中说的七厘散,用黄酒服用加外敷患处。他主张组方首在立法,治者不定之方,方者一定之法。同一法可从不同方剂中任选应用,或自组成方,但方既组成之后,必有一定之法方可。他推崇《伤寒》、《金匮》,但主张要学其法。他说:“以镜鉴人,不如以人鉴人。盖镜中影,只自知无可比,而不如书中影,则使万世之人皆知也。伤寒诸书,仲景之影也。以之作鉴,则离神而取影,鉴中之影,皆非真影矣。学医者其鉴诸。”在他的《伤寒尚论篇》中说:“举三百九十七法,隶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林哲乐。无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中之中,亦更有法。”
他不主张拘泥于古方,认为墨守成方,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推崇金代医学家张元素“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论述,就是说:古今天时气候不同,所以对疾病的治疗也应不同,用古方治今病,是不能完全相适应的。

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四时之变。百步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暑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若执之以资顾问则可。苟奉为治病之法,则执一不通矣。萧龙友从不侈谈运气灵媒女,因为运气这东西过于玄虚,所以他认为张飞畴运气不足凭的话“很通达”。
萧龙友虽不谈运气,但非常重视季节用药。如暑天家中常备六一散,石正方若有伤寒迹象,或头晕,或不汗出,用之颇效。若见心烦欲呕,常加藿香叶,开水冲泡,待凉饮,沁浸心脾,若有心烦、心悸,加用朱砂,如果小便黄就加鲜荷叶。
萧龙友对风寒感冒喜用苏叶、葱白、豆豉之类。检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如偶感风寒,则用葱白苏叶汤取微汗,偶伤饮食,则用山楂、麦芽等汤消食,偶感暑气,则用六一散广藿香汤清暑,偶伤风热,则用灯心竹叶汤清火;偶患腹泻地下拳霸,则用陈茶佛手汤和肠胃。”萧龙友或许是受他的影响。他在北京的家中也经常备有炒黄黑的糊米,以备小儿伤食饮用。成人腹胀,常用砂仁一粒,以针穿其孔中,在火上烧焦,取下,纸包捻碎,去纸嚼服,很有疗效。如果遇上盛夏不思食 ,用荷叶粥宽中解暑,妙用非常。萧龙友说:“盖荷之为物体,色青中空,象乎震卦风木,在人为足少阳胆同手少阳三焦,为生化万物之根蒂,因此物以成其化,胃气何由不升乎。”

萧龙友常说,凡治病而效者即为秘方。他在为钱金阳先生《中国儿科学》作序时谈蒿虫最为详细。序中说:“龙友昔年治病,对于儿科亦颇重视,医乳孩之病,仅以一方普治之,无不奏效,从未出错,其方即所谓蒿虫散是也。方载《本草纲目》虫部之青蒿蛀虫下。其词曰:‘一捧朱砂一捧雪,其功全在青蒿节;纵教死去也还魂,妙用不离亲娘血。’旧法系用青蒿虫7条,朱砂,轻粉各0.3克同研成末,用末擦在乳头上,与儿服。如婴儿初吃乳时,即与之服,将来出痘麻也稀少,或可以不出,而胎毒自解,真是儿科圣药。即不吃乳之儿有病,亦可用少许冲白糖水服,胜服一切儿科药也。此龙友数十年之秘方,特为抄出,拟请附于大著《中国儿科学》之后。”
萧龙友注重预防,他说早在《易经》中已有预防思想。他常说:“若要小儿安,须得三分饥与寒。”又说小儿之疾,常是痰热作祟,所以防止小儿过热过饱是很重要的。而且穿得越厚,反而越不胜风寒,全无抵抗能力,动辄伤风感冒。徐灵胎《慎疾刍言》中说的“小儿之疾,热与痰二端而已”句,与萧龙友的观点是相近的。

萧龙友用药很慎重,屡屡劝诫后人要深知药性,不得冒昧。对一般感冒咳嗽属风火者,他从不应用 酸性的五味子之类,他说古方小青龙治寒嗽,五味与姜并用,一散一收,互相配合,岂可用于风火之嗽。他常以《得效方》中“用药如用刑,以有所误,人名系焉”的话教导弟子谨慎用药的重要。
萧龙友用人参非常慎重。他处方的第一位常用沙参,处方用名为南沙参、北沙参、空沙参有时南北沙参同用。徐灵胎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中说“沙参味微寒,主血积,惊气,除寒热,补中,益肺气,久服利人。”萧龙友推崇徐灵胎,受他的影响,处方时也喜欢用沙参。萧龙友在沙参用量上,一般用四钱,有时用至八钱。他认为南沙参祛痰作用较强,北沙参养阴作用比较明显。

萧龙友的弟媳患胸痹心痛症,常摇头,有风木肝象尼古丁贴片,他嘱用人参汤泡玫瑰花代茶频服。《本草纲目拾遗.花部》有云:“玫瑰花有紫白两种,紫者入血分,白者入气分,茎有刺,叶如月季而多锯齿,高者三四尺,其花色紫,入药用花瓣,勿见火。”《本草纲目拾遗》载:“气香性温,味甘微苦,入脾肝经,和血行血,理气治风痹,”又引《药性考》云:“玫瑰性温,行学破积,损伤瘀痛,浸酒饮宜。”又关于其活血化瘀引《少林拳经》:“玫瑰花能治跌打损伤。”萧龙友主张以古为新,他说过:“吾人当药物既备之时,如不能随时化裁,以古为新,是仍未会古人制方之意,”萧龙友用玫瑰花即是一例。
萧龙友为《中国医学大字典》作的序文中提到马宝等,皆值得认真研究。序文说:“马宝一物,最能开痰降逆。第一能治虚呃,而于癫狂痫各病,尤为要药,纲目不收。”《现代实用中药》:“对于神经性失眠,癔病,痉挛性咳嗽等症有效,并能解毒,治痘疮危症。”萧龙友用马宝突出其开痰,降逆,治虚呃。他的侄子萧珙20世纪50年底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例嗜伊红细胞增多性哮喘小儿,濒于危殆时,加用猴枣抢救,转危为安,即受萧龙友论马宝的启发曲塘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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